【蝗蟲專欄】審度馬英九、謝長廷的經濟政策

我以前去旁聽憲法學時，聽到一句非常貼切地形容共產主義的話。那句話說 : 「年輕時不相信共產主義的，這人一定沒有感情﹔成年後還相信共產主義者，這個人一定沒有智慧。」

共產主義經濟學理論的優美、理想的崇高是吸引年青革命家的。一旦實施在現實社會就荒腔走板，民生凋疲。一部份原因在於它以主觀的意志替代了客觀事實。當基本假設不正確，往後的推論就難以為繼了。因此，我們在解讀馬英九及謝長廷的經濟政策時，一定要記得共產經濟學在歷史的教訓。

我們不由浮面的經濟政策白皮書來審視馬英九及謝長廷的政策，而要試著指直本心地去瞭解他們的核心哲學是什麼？再由他們理論的基本前提及客觀環境來揣摩將來可能的發展。

【馬英九的經濟學】

馬英九經濟政策的主軸有二個重點：一是「開放」，一是「建設」。並且把經濟政策放在所有政策的上位地位。

他的歷史經驗來自香港模式及蔣經國時期的黨國資本主義。

《開放》

台灣對世界各國已是一個開放的經濟體，唯一對中國的交流有部份的限制。馬英九的「開放」政策的對象就是中國，他的具體主張就是「一中共同市場」。

香港自從和它的母國簽定了「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之後，經濟成長率及股市皆有表現。但是我們了解，香港是一個以金融服務及房地產為主體的經濟型態，因受限於中國金融法規及市場自由度的落後，香港和中國在經濟的互動中有它互補性的優勢。

在經濟政策上以香港為師是不足訓。在亞洲國中，台灣的產業類型和日本、韓國相近，它們在經濟上對中國是採開放政策。（最近沸沸揚揚的毒水餃事件，說明日本市場對中國的農產加工品是開放的。）

即使對中國開放的日本，近幾年經濟也是載沈載浮。日本經驗說明，經濟的成長和對中國開放並不是正相關。

韓國自亞洲金融風暴後，逐步走上成長之路。固然，韓國對中國也是採開放政策，而得到部份低成本的助力，但是韓國的復興主因不在於對中的開放。國內產業的重整及國際品牌的投資才是韓國經驗的核心。何況，韓國國民所得GDP是提高了，而錢卻變薄了。這種絕對數字的提高，對尋常百姓家是沒有意義的。

共同市場的前提是彼此沒有敵意，彼此互利。

香港的主權被中國吸收後，一切以北京馬首是瞻，不與北京相左，北京對香港自然沒有敵意。同時中國提供了香港糧、蔬、飲水、日常生活品；香港提供金融股市平台，讓中國的銀行得到國際資金打消大量呆帳。它們彼此的互補性是多於競爭性。

台灣的工業、商業、農業、服務業發展的大致上是均衡的，除了幾項科技產品外，都不具明顯的特色，這和中國產業的競爭性遠遠強過互補性。如果台灣冒然地強調「一中共同市場」，除了軍公教外的百業就必須直接面對低價品、低價人工的大量競爭。就以香港匯豐銀行為例，由於香港、中國交流的方便，銀行將大部分的後勤及電話客服，移往廣東境內。匯豐銀行的雇員就要和中國境內的白領階級在薪支上競爭。香港模式，得利是資本家，受薪階級更辛苦了。

此外，中國對我們國家的生存，時時充滿敵意。

在在都不利於「一中共同市場」的實踐。

《建設》

馬英九主張由政府強力主導，民間少量配合推動「愛台十二項建設」。這個想法承續自蔣經國時代的「十項建設」。

蔣經國的十項建設中有一些成功，一些失敗，但強人政治下，大家只敢提成功的，不敢檢討失敗的。何況，十大建設的時空背景和客觀條件和今日的差異甚大，一味以二次大戰時代的凱因斯主張，來處理現今的經濟問題，是需要詳加思考。

十大建設的時代台灣是個封閉的經濟體，外匯全面的管制、國家公債餘額也很低。是時國際經濟情形十分低迷，唯有振興國內需求才能帶動經濟。當時國內私人企業資本不足，才必須以國家的力量主導投資。

今日的環境別以往常，外匯開放、政府公債餘額不低、民間資本累積、國際投資暢旺、原物料價格高漲，完完全全沒有十大建設時的背景條件。

因此，馬英九應該回答選民三大問題：一、錢從那裡來？二、原料的排擠效應的如何克服？三、如何保證政府執行力？

政府建設的經費來源不外乎舉債或加稅。你是打算舉多少債？加多少稅？借款的還款來源在那裡？加稅是打算向那些人加稅？你必須要說清楚、講明白，不能只告訴我們馬兒好，不告訴我們馬兒吃掉我們的那片草。

硬體建設需要鋼材、水泥、砂石、‥等最基本的原物料。國際市場供應不足，一日三價，國內民間營建業者叫苦連天，房價成本也居高不下。你將如何處理和民間爭資材的窘狀？

政府的效能是最被非議的。民間三百公里的台灣高鐵雖然經過風風雨雨，但已在西部奔跑。短短的捷運內湖線，台北市政府的你領導下，你二任市長任期巳屆但還未完工。你能告訴我們，你和你團隊的執行力，在當了總統後就能立刻脫胎換骨，一日千里？

【謝長廷的經濟學】

相對於馬英九由政府直接投資的經濟政策，謝長廷展現出不同的哲學。

「服務型政府」是他的核心思考。經濟當由民間的活力來自發性推動，政府只是提供後勤及良好的服務平台做為企業的助力。

《薄利多銷》

謝長廷比較台灣競爭國的稅制後主張調低稅率。這是一個「薄利多銷」的概念，過高的稅率強折了企業在國際間的競爭力。在以往高科技及大型石化業受到稅負的優惠在國際上無往不利，其他產業就沒有如此幸運。薄利多銷的稅制，可以厚植產業的資本力。

綜合所得稅及遺產稅的調降，以及台商的大赦，是在吸引外逃的資金回流，回頭來投資台灣。表象是降稅，本質在追求社會的共榮。

「六星計劃」要減低政府低效能的阻力，將台灣規劃成六個生活及業產的區域平台。政府在於標示目標、訂立規範以及提供後勤，讓企業自行在平台內築巢。

《幸福經濟》

謝長廷主張弱勢優先，大都落實在社會福利政策及教育、文化政策中。

在經濟政策中謝長廷也強調弱勢優先的主張，體現出來的就是中小企業政策。大部份中產階級的小康之家，最大的不幸福感來自失去工作的壓力，而台灣提供最大工作機會的是中小企業。它們因能力及資源的限制，無法建立完整的會計制度，所以無法得到金融、銀行的支持，對景氣耐受性很低。在社會上時有所聞的跑「3點半」，就是中小企業生態。

謝長廷主張建立中小企業簡單的會計準則，由政府及銀行共同扶植中小企業，達成充分就業，增加民眾的幸福感。

中小企業產業佔全國GDP的百分比很低，一般官僚系統都不加以重視。一個台塑企業的產值對GDP的貢獻是大過千萬的小企業，以往的思維焦點都在大企業的身上。今天的馬英九如是、昔日的陳水扁如是，謝長廷提出另一種想法。

謝長廷不迷信GDP的成長，主張實質購買力及生活品質的提高為施政準則。

《彈性管理的兩岸經貿》

有別於馬英九，基本上謝長廷肯定李登輝、陳水扁以來兩岸的經貿管理政策，只是必須隨時代的推移而調整。

如果到對岸投資會造成台灣本土產業傷害的就要管理，例如高科技的研發、農業新品種的育成。如果是去對岸佔有市場、增加母公司競爭力，政府要支持。例如食品加工業。如果處於中性地位，由各別企業思考西進與否，但必考慮不要傷害台灣勞工的權益，以及企業的社會責任。

謝長廷的主張是依不同的產業，採取動態、彈性的管理。

【結語】

兩人的經濟哲學、價值觀有很大的差異，導致他們對台灣的經濟政策有不同的主張。

馬英九大政府、小民間的經濟思維，在此時此地沒有這樣的泥土，強力植裁可能會造成艱辛的結果。

謝長廷服務性的政府是個新思考，但如何落實？謝必須提供更周延的執行方法，來說服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