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這部片子（The Lives of Others 竊聽風暴）已經一段日子，可是我連英文片名都不知道，所以一直沒有找來看。在臺灣時，好朋友家的女王極力推鑒和邀請。於是，大銀幕大音響，在朋友家像是小型電影院的客廳將它看了。
朋友和我都走過白色恐怖、知道白色恐怖、親身接觸過被監視的經驗、也對自己在壓力下的脆弱不敢有太多的信心。竊聽風暴對很多人只是故事、只是古早遙遠的歷史、只是邪惡帝國不可思議的往事﹔可是，我覺得它清晰地就像昨天，也許今天還在發生，或者那會是臺灣的明天？[1] [2]
故事其實很簡單，但是電影拍的很仔細、很真實，讓人不寒而懍（至少對我而言）。
結局很溫暖、很感人。（對於人性光明很有信心的人會很快樂地走出電影院）
它讓我想到另一部德國電影Valkyrie《刺殺希特勒》。
Valkyrie 拍攝時，德國政府非常重視，並全面配合。就有影評說德國人在清洗他們的污名，在反駁一個屈辱他們超過半個世紀的問題，那就是 : 「邪惡的希特勒在毀滅歐洲以及德國時，你們德國人都在幹什麼？」
「竊聽風暴」給我的，也是這種感覺 — 德國人在清洗他們的恥辱。
我對人性，尤其是當監視特務的，不抱這種期望。
也許，我是太過嚴苛。
不過，我在 Wikipedia 找到拍攝這部片子時所發生的一段電影外的故事 :
Although the opening scene of the film is set in Hohenschönhausen prison (which is now the site of a memorial dedicated to the victims of Stasi oppression), the movie could not be filmed there because Hubertus Knabe, the director of the memorial, refused to give Donnersmarck permission. Knabe objected to “making the Stasi man into a hero" and tried to persuade Donnersmarck to change the film. Donnersmarck cited Schindler’s List as an example of such a plot development being possible. Knabe’s answer: “But that is exactly the difference. There was a Schindler. There was no Wiesler."
雖然電影一開始是在Hohenschönhausen監獄（現在是供給當初受到國安局壓迫的受害者的紀念館），但是影片卻不能在此拍攝，因為紀念館主任胡貝圖斯‧克納貝拒絕給導演多納斯馬克使用許可。克納貝反對「讓國安局的人成為英雄」，他並試圖說服多納斯馬克改變電影情節。導演多納斯馬克引辛德勒的名單當作可能的例子。克納貝回答：「但是，這正是其中的差異。辛德勒真的存在，但是國安局沒有Wiesler （改邪歸正的特務男主角）。」
德國有營救猶太人的辛德勒，有暗殺希特勒的 Claus von Stauffenberg，卻沒有出現保護反對者的特務。
德國特務紀念館主任認為執行監視監聽的特務是人性扭曲後的走狗和鷹犬，不可能成為犧牲自己成全他人的英雄。
我和紀念館主任看法相同。
昆蟲 